【序言】

在破产案件中，即使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债权人会议全部表决通过，也还有管理人向破产受理法院申请对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的救济方式，常称“强裁”。在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作出裁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赋予重整计划法律效力和执行效力。但在此种情形下，由于重整计划草案并非受所有组别债权人一致表决通过，就必须更加注意保护债权人的受偿利益。

一.法律依据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得损害其他表决组的利益。

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一）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债权就该特定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二）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或者相应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三）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四）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五）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并且所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

（六）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终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

二、其他相关规定

由上述法律规定内容可知，人民法院即便拥有突破表决结果限制的权力，也必须谨慎行使裁决权，注意法定限制条件。在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六种情况中，分别对有担保的债权人、职工债权人、税款债权人、普通债权人和出资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保障，并对重整计划草案整体的公平和分配顺位及经营方案可行性进行了要求。

然而，法院对于重整计划草案是否能够通过，仍可以就“担保债权是否受到实质性损害”、“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是否公平公正”、“经营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三点进行自主裁量，以决定是否可以依据第八十七条来行使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强制批准权。

为限制各级法院滥用强制批准权放任不符合规定的重整计划草案通过，损害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诸多相关司法文件对此进行严格控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2015）第五部分，关于企业破产的受理审理问题中提到：“要审慎使用《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中的强制批准权。《企业破产法》中的重整应包括债务重组和营业整合两方面的内容。如果企业重整计划只规定债务重组的有关内容，而营业整合或资产重组未予涉及或明显不合理，不具备可操作性，那么法院在批准这类重整计划时应当谨慎。因为这类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就是纯粹地削减债务。这种情况下企业的重整计划应当由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自由表决决定。在利害关系人表决未通过时，为防范债权人利益受损，法院不宜行使强制批准权。”

《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2017）第三部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中指出：破产重整程序要坚持市场化导向，更加重视重整中的营业整合和资产重组，严格依法审慎适用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除此之外，最高院在《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2017）》中，也提出了要严格依法适用强制批准权的要求。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8）》第18条对强制批准权进行了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慎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不得滥用强制批准权。确需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计划草案除应当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外，如债权人分多组的，还应当至少有一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且各表决组中反对者能够获得的清偿利益不低于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利益。

此外，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也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进行了一些细化规定，不再赘述。

可以看出，法院对于强制批准权的适用也持有谨慎态度，尤其关注债权人利益问题。其中，《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8条更是从《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的“公平规定”中延伸出了对反对表决者的清偿利益保护，以及行使强制批准权之前至少有一组债权人表决通过的兜底条款。

三、强制批准权的实际行使情况

笔者以“《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批准重整”为关键词，通过alpha法律系统对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的裁定文书进行检索，得到结果594件；而以“驳回”、“不予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排除干扰项后，仅能搜索得到（2019）豫11破7号、（2020）赣0781破1号、（2018）闽04破10号等15件管理人提请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但被法院驳回的案件。

在最近四年的609件案例中，法院不予批准、驳回管理人申请的概率仅约为2.3%。

通过上述案例可知，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强调慎用“强裁”，但在实践中，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只要管理人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法律规定强制性条件外，目前法院对于强制批准权的行使还是持积极态度。

四、对强制批准权的考量

（一）缺少救济程序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通过多个司法文件对强制批准权作出限制，但如何针对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或不予批准的裁定进行救济，仍是悬而未解之问题。

无论是裁定主文，还是《企业破产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都未对裁定生效后如何进行救济作出明确规定，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仅规定了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的或驳回起诉裁定才可以上诉，《民诉法解释》也规定了破产案件不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或再审。这事实上也封锁了当事人、尤其是在裁定中利益受损的债权人的救济渠道。

（二）对需要自主裁量的条款规定不明

在前文所述的十五个不予批准的裁定中，除有两件客观上不满足《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强制性条件、一件不满足《破产审判会议纪要》对于至少有一组表决通过的规定而无法行使强制批准权外，其余十二件均是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驳回了管理人的申请。

其中，有八次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的第六项（经营方案可行性），三次第一项（有担保的债权人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不能得到公平补偿，或受到实质性损害），一次第四项（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

第一项规定中的延期清偿所受损失及实质性损害，法条原文及司法解释中并未给出明确指代，尚不清楚能否包括因评估时点问题导致的价值贬损、或是清偿方式中包含了债转股而导致的对清偿方式不认可。

第六项规定的经营方案可行性问题也较为笼统，但至少可以从投资人投资情况、重整计划的关键项目规划、预期时间、资金使用等综合因素来进行评判，有一定的客观性。

此外，虽然第四项（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也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但在实际案件情况中，只要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出资人权益大多都并非优先保护对象。上述不予批准案例中唯一适用了第四项的（2017）渝05破44号案件，实际理由是“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不予调整未经债权人会议同意，该项安排欠缺公平、公正”，也并非保护出资人本身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全国法院破产典型案例》庄吉公司重整案、《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典型案例》上海三岔港公司案等案例中，也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出资人利益问题的处理意见倾向性，即只要满足其他可行使强制批准权的条件，出资人本身权益对案件整体的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笔者希望未来在《企业破产法》修订时，能够进一步明确破产案件中裁定生效后的救济途径，如设立专门的上诉程序或复议机制，确保当事人在面对不利裁定时有合法、有效的救济手段；同时，进一步细化强制批准权法规中的自主裁量条款，对涉及法院自由裁量的条款进行分项或分类解释，明确延期清偿损失、实质性损害、经营方案可行性、出资人权益调整公平公正的具体判断标准和考量因素，增强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从而有效减少因自由裁量权行使导致的裁判差异。